袁利伟的书画缘

人世间或许真的存在缘分，冥冥之中，上天似乎为每一次相见都做好了安排。在经历了十余年的音讯杳无之后，我和袁利伟又见面了，当然，这见面的因缘还是书画。

记得上世纪末，我们同在一个美术高考班里奋斗，因为书法的共同爱好而无话不谈，那时的他写得一手娴熟的颜真卿，显露出非凡的功力和才情，因此被几位同学戏称为“神童”。后来因为上学、工作、生活等原因，彼此间渐渐失去了联系，没成想这一隔竟然是十几个春秋！真令人感慨逝者如斯、青春易逝！

因为有着过硬的童子功，袁利伟的国画和书法都表现出一种坚定和自信。

袁利伟的国画以牡丹为主。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，《本草纲目》中说“群芳中以牡丹为第一，故世谓花王。”《事物纪原》记载，唐武则天冬游后苑，诏令百花齐放，唯有牡丹不从，被贬至洛阳，故牡丹亦有不畏权势的美名。洛阳作为千年帝都，牡丹花城，以牡丹入画者可谓众矣，然大多红花绿叶，俗艳不可入眼，绝无牡丹的王者之气。观袁利伟的牡丹画，却有清新脱俗之感，既表现出了牡丹的富贵，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繁荣之景，同时又不失牡丹不畏权贵的傲骨之气。姚黄、魏紫、火炼金丹、飞燕红妆、泼墨紫、夜光白，在他的画里，寥寥数笔，神态毕现，显示出他独有的笔墨功夫和概括能力。

南朝齐谢赫在《画品》中云：“画有六法：一曰气韵生动，二曰骨法用笔，三曰应物象形，四曰随类赋彩，五曰经营位置，六曰传移模写。”袁利伟深谙此道，在他的每幅作品中，都能看到他对此六法的精熟运用，这不仅体现出他熟练的笔墨技巧，同时也体现出他独特的画面处理能力和对绘画的理解。古人说，“有功无性，神采不生；有性无功，神采不实，兼此二者,然后能齐古人。”在他的画里，我们确实能看到“功”体现和“性”的挥洒。 除绘画之外，袁利伟在书法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，他的书法五体兼擅，尤以行草、隶书为长。他的行草书，整体感觉给人一种潇洒自如、风流倜傥之感。从取法上看，属于明清调，尤其有张瑞图、王铎和傅山的痕迹，当然还有一点黄山谷的影子。明清时期，特别是晚明，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，反映在文艺领域中则表现为一种浪漫精神的崛起，以李贽、公安派三袁为代表的文人主张笔下写“真”，发自“本心”、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。他们的个性解放思想在当时的文艺领域卷起了浪漫狂飙。在书法上则表现出一种浪漫精神，当时的诸多书家书法风格鲜明，率意放任，个性突出。袁利伟的书法也有类似的品格。他的行草书，善于在空白处做文章，一行之中，轻重缓急，节奏韵律，水墨生发，极具变化；一篇之中，空间分割，疏密经营，都有匠心独具之处，有计白当黑之功，往往给人以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的特殊美感。从字法上来看，他在书写每个字时，看似不经意的左腾右挪，大小错落，实际上灌注着其对书法的理解，字与字之间通过这种摆布，显得气韵生动，行气畅达。袁利伟还善于在行草书中添加一些印章和朱色小楷，一则增加了整体章法的丰富性，使得大与小，动与静，朱与黑形成了对比，同时也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，更加耐人寻味。

一个有才情的书家，往往不可能只专注于一种书体，袁利伟也不例外。他在行草书之外，隶书和篆书也颇有可观处。

袁利伟的隶书和篆书高古厚重，质朴无华，隶书取法汉隶中浑朴、醇酣一路，有《张迁碑》、《石门颂》的痕迹，篆书上取钟鼎、下法明清，有一种沉稳、朴厚之感，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。深厚的传统功底加之以对时代审美的了然于心，他的篆隶显得既古又新，这也是一个书家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体现。 我一直有一种观点：风格的形成不是朝夕之事，而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，需要长期的磨练，过早的定型未必是好事，特别是对于年轻书家而言，尤其如此。许多年轻书家某一风格的作品略有小成，就陷入了某种框框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结果路子越走越窄。这是一种担心失败的做法，是不足取的。 袁利伟在书和画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，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笔墨技法，他不是没有风格，而是没有急于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因为，毕竟他还年轻，年轻就是资本。   佩之于闲堂 2013年7月26日